30［德］鲁道夫·斯门德：《宪法与实在宪法》，第37页。
鉴于这一原因，德国联邦行政法院一直强调，对于邻人保护而言，考虑要求只是辅助性的，而非一项普遍的、所有建筑行为都须遵循的硬性规则。德国学者普罗伊斯在阐释三边法律关系下的私人利益冲突时，依据冲突差异将其再细分为对立型利害关系与互换型利害关系。
由此，二者的关系最初在德国法中就表现为私法上的不作为请求权与规划的竞夺。这种观点认为，规划许可在客观上阻碍了邻人所在建筑物的采光、通风和日照，甚至进而侵犯了其财产权，[4]因而邻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基础在于私法相邻权。[48] 邻人主张区域维护请求权一般需满足如下条件：其一，统一的建筑领域。证成相邻权人具备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关键，就在于说明其在私法相邻权之外同样存在公法请求权。将此观念纳入规划许可诉讼，同样能够消解既往裁判中合规即不侵权裁判思路的不妥。
（1）建筑物类型与区域维护请求权 如车库案判决所说明的，作为区域维护请求权依据的，首先是建筑规划中有关建筑物类型的规定。再如，行政许可法（2019）第36条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行政法有必要通过法典化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来实现良法善治，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行政法的价值理念有抽象和具体之分，目前可能还分散在各种单行立法之中，也可能体现在学理共识之上，将来必然还需要通过行政法典来整合。但是，行政法典不同于刑法典或民法典，其实施的重心应当放在依法行政而非依法裁判，所以行政法法典化更加需要突出其体系性来发挥行政法规范的普遍性、明确性、完整性和安定性等功能。2001年，李鹏委员长在行政程序法律制度讲座时指出：我们要进一步加快行政立法的进程，在抓紧制定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措施法、行政收费法等法律的同时，着手研究制定我国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法典是法律与政治权力合作的桥梁。
参与立法的主要亲历者回忆道：当时政治体制改革正在热潮中，民主法制呼声很高。但实际上，行政法对于刑法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和民法意思自治、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上起到承上启下、融贯互通的作用。
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认为，行政法总则与行政法典化命题的提出，是推动我国行政法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契机。在行政法总则中规定分则各编共同的行政法原则、主体、程序、救济和责任制度等，分则各编就不必再另行规定，这也有助于节约立法资源。因此，至今仍存在极个别反法典化的观点，甚至认为行政法领域不编纂行政法典才是遵循了行政法本身规律。从政府管理到政府治理的转型，首先是主体由单一管理到多元共治的关系，所以在行政法总则部分必须明确政府之外的行政法主体应有的法律地位。
一个国家在两种情况下才迫切需要编纂法典：一类是法律整体发展而立即需要一个基础的国家，这在我国历史上主要由宪法的制定或修正完成。前者可以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层级，后者是经法律法规授权后成为行政主体的组织。实质法典化 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行政法法典化一直是我国行政法学界几代人孜孜以求的夙愿。正如穗积陈重所说，归纳的哲学之始祖又是法典编纂论的始祖。
德国1896年制定《民法典》最主要目的就在于统一。2.规范集成与体系建构 一般来说，范围广泛、内容庞杂、变动不居通常被作为反对行政法法典化的理由，甚至有学者因此就断言行政法重要的特色，在于其无法典化。
所以，在这一时期，学者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暂时将行政法法典化的理想寄托于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并效仿奥地利、德国等法典化经验，在行政程序法法典化中适当兼顾实体法法典化。行政法典作为行政法这一部门法的根本法，更应该、也更有可能实现国家和民族最普遍共识的统一。
实质法典化则暗含了先破后立的编纂策略，即是要对法律文本、框架结构、规范秩序等进行系统化革新，法典化的水平自然就比较高。为了驳斥这种反法典化倾向，黑格尔针锋相对地抨击：否认一个文明民族和它的法学界具有编纂法典的能力，这是对这一民族和它的法学界莫大的侮辱。总之，制定一部行政法典将会是我国乃至人类政治和制度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创举。因为，广义的行政法法典化实际上包括一般行政法和特别行政法，但试图一次性将一般和特别行政法全部规定在一部法典中是不明智的，正如德国学者所反对的那样——法律和事实上均无可能，而且是既无可能，也无意义的。所以，环境法典、教育法典等所有特别部门行政法典都必须遵循一般基本行政法典，这就体现了行政法典建构起来的原则理念、价值秩序的内部体系同样形塑、制约着法典的外部体系。于是，在陶希晋先生的推动下，行政立法研究组正式成立。
因此，行政法典将概念性、原则性和一般性的抽象内容置于总则，再将更加接近事实要件的具体规定置于分则，由此契合法律适用由抽象到具体的形式逻辑。其三，行政主体的核心问题是行政职权，它具体包括行政事权、财权和组织人事权，这些权力按照什么管辖原则分配和运作，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从制定法角度来说，不论是程序立法的尝试还是实体立法的经验，都表明必须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并行推进法典化。比较观之，奥地利就将行政法法典化工作一分为二，先致力于程序法法典化，而后再考虑实体法法典化的问题。
另一类是法律传统成分竭尽了法律发展的可能性，因而需要一个新的基础，以促进法律的发展，这就对应了当下行政法所处的情况。然而，这些身处于顶端、表述抽象的价值理念，还需要在行政法典的具体实施中得到彰显。
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法典的内部体系由总则和分则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律合力建构起来，这种逻辑规律在法典明定的原则和价值之外形成一种具有约束力的结构秩序，这同样构成了整个行政部门法所要遵循的看不见的规则。但是，相比于民法，中国行政法的发展具有先地方、后中央的独特创新之路。其次，在形成完备的行政法律规范体系后，行政法的实施和监督都需要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作为支撑。当时，我国行政法规数量已经不少，但是相当混乱，没有统一的原则和结构，彼此间重复、矛盾现象相当严重，特别是至今还没有一个总纲，就是说缺少一个作为基本法的行政法。
因此，行政法典对于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的守正创新，尤其是对于采取政府推进型模式的法治中国建设来说，无疑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行政法典最满足时代要求的价值功能就是完善政府治理体系，即通过基础性制度建设，建成一个结构合理、权力配置适当、运作协调、廉洁高效的政府治理体系。
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属于形式层面的要求，而具有中国特色、满足时代需求、符合人民意志则是价值层面的目标。在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下，如今行政法法典化再次被提上立法议程。
笔者也认为，倘若只是在形式上对行政法文本进行集中汇编，那这种法典化的价值意义不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法典编纂的原始目的正在于获取用以规范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权威性资料。
因为汇编型的法典只需要有一编一般规范即可，各分编完全可以保留其原本内容不变，而汇编型法典内部出现各种特别规范之间的冲突仰赖司法机关以形式化的法律技术解决同样是可行的。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行政法典是通过体系性的和包罗万象的新秩序对社会进行总括性设计，尤其是对政府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手段以及治理关系等进行全面设计、系统重构。鉴于前述两次行政法法典化未获成功的事实，有学者作出了较为悲观的解释：一是行政法调整对象过于广泛。首先，正是由于行政法范围广泛、变动频繁，所以我们更加需要一部完整的行政法典定分止争、统一共识。
行政单行法一般是为了回应某一特殊领域的问题而制定，带有一定的回应性、时效性和部门性特征。2.推进政府治理的现代转型 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完成了从彼此熟悉的人种共同体向公民组成的法律共同体转变后，才能实现现代国家治理的转型。
行政法典的编纂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对人们期待的所有议题都直接给出答案，而且再完善的法典都会呈现出一定的未完成性——它是先天的和必然的。当缺少完备的行政法律规范体系支撑和规范时，政府治理过程确实会出现不少感性甚至任性的地方，所以这就更加需要行政法典来推动政府治理回归理性。
虽然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最终未获成功，但这也为行政法法典化的理论基础和思路构想做了许多有益探索。因此，必须着力推进行政法法典化，打造中国特色的行政法治体系，这是一揽子解决法治政府建设有良法可依的最优方案。